随着通胀压力上升，中国出现了加息的声音。

　　建议把加息作为货币政策选项的人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。一是为了稳汇率。美联储已在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两次加息，从美联储12月议息会议纪要及近期一些官员的发言看，今年有可能多次加息。这会使中美之间的利差缩小，产生资金跨境流出、人民币贬值的压力。为此，他们认为，中国央行应该跟随美联储加息，使中美利差维持在较高的水平，抑制人民币贬值压力，减少资金跨境流出。二是为了防通胀。自2016年9月以来，PPI同比涨幅由负转正，而且逐月上升，2016年12月已高达5.5%，显示通胀压力越来越大。而2016年全年CPI涨幅为2%，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。“负利率”的出现意味着基准利率有了上调的空间和必要性。

　　当然，目前反对加息的声音更大。反对加息的人主要是出于稳增长的考虑。2016年GDP增长减速，而且2017年还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，那么维持宽松货币政策、刺激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必要性。

　　我们认为，一方面，稳定人民币汇率、防范通胀风险非常重要，但加息并不是稳汇率、防通胀的有效的、必要的政策工具。另一方面，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小于促进作用，今年货币政策不应该继续实质偏宽松。因此，今年货币政策应该坚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——稳健中性，既不促使经济收缩也不促进经济扩张。表现在利率工具上，基准利率的调整应该非常谨慎。维持基准利率的稳定，可以为实现今年防范金融风险、处置一批风险点的任务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。

　　在货币主义的教导下、在美联储的示范下，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。美联储曾经频繁加息和降息，使货币政策骤松骤紧。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，美联储靠频繁降息避免经济出现衰退，结果宽松的货币政策吹大了房地产等资产泡沫。随后，为了防范资产泡沫，美联储又从2004年开始频繁加息，最终大幅上升的资金成本挤破了资产泡沫，“次贷”危机爆发，并进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。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却仍然是靠滥用货币政策，通过量化宽松释放大量流动性。这些年下来，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，但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却埋下了不少泡沫和风险。

　　国内也同样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需要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，这样政府主导项目的融资成本才能低，才能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。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内同样促进了金融创新，带来了大规模的融资，也同样导致了金融风险的积聚。

　　今年要更加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并处置一批风险点，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宽松，流动性不能继续过度充裕。但是，骤然收紧货币政策也不是适当的措施，骤然收紧往往会导致骤然放松，而不会变成稳健中性。原因在于，骤紧会成为资产泡沫破灭的诱因，虽然泡沫破灭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，但市场会怪罪于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的流动性紧张，因此，货币当局又会在压力下骤然放松货币政策。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。因此，今年防控金融风险，不能骤然收紧货币政策，不能轻言加息，需要维持流动性基本稳定，需要将货币、信贷、融资的增长目标下调。同时，要坚定决心，当一些风险点暴露时，不骤然放松货币政策。今年货币政策要“稳”而不是求“变”。

　　至于治理通胀，要靠系统、全面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在适度调降经济增长目标的基础上，大力解决成本过高的问题。而稳定汇率更不应影响到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。在资本自由流动、汇率稳定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“不可能三角”中，后两个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前一个，我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，放慢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以实现另外两个目标，是完全合理的。